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談戴明博士的《新經濟學》/他的聰明與信望愛




漫談戴明《新經濟學》(一)(1998/11)

霍姆斯(D. W. Holmes, Jr)說:「最好的書不是紀高妙言論,而是寓意深遠,令人觸類旁通的。」
 

「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聖經箴言》15:2)


戴明博士的The New Economics: for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就是這樣的一本好書。可惜中譯本譯、編都有嚴重瑕疵。然而即使如此,讀者仍能從中學習甚多!


編輯完全無「系統觀念」,不只《新經濟學》與《轉危為安》無頁數銜接,書內 至都連提本書的都無法指出那一頁。最可惡的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地把戴明作品原章節標題、大改,亂搞。

中譯本最大的疏忽是把“Purpose Objective goals aim 等字都 目標 。對戴明的重要術語如 operational definition等幾次未譯出,如 十分明確 的定義(pp. 132,134等)。新《經濟學》中甚至有整段漏譯的(中譯本 p.149)。聞名的PDSA解釋,漏譯極多(p.150),正文最後一段也有漏譯的(p. 248),196頁最後一段也是也有譯者或編者好心“加”的(未該名)。有些是譯/編者可能“自以為是”的,如樂團為運作良好之系統之好例子,但原作並不說“一定”要像樂團(p.10)。戴明 每章有一“章旨(Aim of this chapter),可惜中譯本不知何故略去 重要編排。

戴明的《新經濟學》中譯為《戴明的新經濟觀》,一來表示中文的彈性,「觀」只是個人之見,但戴明以為他的東西是可放諸四海的,同時,每個人或多或少對「經濟學」有自己的定義,不過「供需」研究仍是主流吧!所以也許編輯以為「學」太「沉重」,或以為它不至成,而改名「觀」。

這本書同《轉危為安》一樣,為許多同事協力完成,英文本必歸功,中譯或印出)。其實,史蒂格勒(G. J. Stigler)說得好:「若非身處適合於探討知識的環境, 我們在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就字面意義上也是很適合的。」(1) 沒有晚年戴明全球奔波,四處講「四天研習會」,從中許多人(包括學員、助理或助講員(如P. Scholtes說的, Share platform with Dr. Deming)得以協力完成一偉大著作。
當然,這靈魂人物是戴明。他很早就看清一個人的學說究竟是「影響深遠,或是一時風潮」,唯有待後世認定,因此,《新經濟學》的原稿,作為「講義」使用而已而留傳(2)。弟子們多次問他,他們出的書中引了許多戴明東西,是否方便,戴明多說他不再出書了。(3)不料,1993年出了第一版,1994年又出了“定本”的第二版(版權頁上只寫第二版,1994年)。所以說,《新經濟學》是戴明“自編”的 論語 。在原作中,許多弟子及 同路人的貢獻,都一一說清楚。包括把「人口統計局」的主管韓森(Hassen)等比作不可多得的「領袖人物」等。

 當然,史蒂格勒又說:「許多所謂「新的觀念,其實一點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數少。」戴明的主要貢獻是他把諸如Shewhart等人的管制圖理念,引導我們到經營管理與人領導之實際現象去,從而“新意”十足。他對「損失函數」、「紅珠實驗」、「漏斗實驗」的擴充,都緊扣人生實務,發揮了許大的「統計思考」之洞識力。
《諾貝爾之路》p. 139
紐約時報.聯經.天下.遠見?
最近注意到聯經廣告《紐約時報的風格》;很巧也知道華盛頓郵報的創始人蓋棺論定為「有良心的報人」。這令我想談談大企業要蓋棺論定何其不易。我只簡單地談題目中三家公司與戴明的一些因緣,談點 要有格調多不簡單。

聯經在九O年代初,開風氣之先,譯介了《品管大師戴明博士》,很暢銷。該書在戴明弟子作品中,算是有特色的。可是譯作問題甚多,「管制圖」譯成「對比圖」等等,很令時任「中華民國品質管制學會」的王晃三不滿(雖不滿,也買了數十本送理事等人),積極接洽重譯或改譯,不過,聯經以為太麻煩了,稍稍改之,如今仍以「價廉」行銷於市。該書戴明序未譯出,讀者不知作者與戴明淵源。該書成於八O年代末。「淵博知識系統」未正式推出(’93年《新經濟學》中才“正式”出版,以前流傳的為講義)這本書啟迪了不少人,希望有第二版。

我以聯經譯本為例,讀者或許可了解要有出版良心極難,一來出版的「信」、「達」極難,二來商業運作下有許多“經濟”或顧錢不顧“質”的看法。這點適用於許多出版業、如洪建全基金會譯《領導是藝術》等,刪節、錯誤甚多。

國內幾無乎無書評制,所以天下文化等出版社,表面下印得不錯,不過如果你拿原作細校,你會很生氣的。編輯完全無「系統觀念」,不只《新經濟學》與《轉危為安》無頁數銜接,書內至都連提本書的都無法指出那一頁。最可惡的是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地把戴明作品原章節標題、大改,亂搞。

《轉危為安》或稍好,但戴明序被刪,每章章名被改成很俏皮的話。原編輯總以為“她們”必須“做”點什麼,少能使“它”不那麼“沉悶”或正經八百!如此,銷路會好點。我有機會領教“天下文化”的編輯“風格””等等。
最後淺談點「紐約時報」。我很少看它,不過,我可以領會他們的“專業”和“認真”。其實,要談的例不是這。八O年代末,紐約時報的最高經營者也自覺報社非轉型不可,所以就請教戴明博士,戴明指定現任Fordham大學“戴明學者MBA”主任的學生負責,報社極複雜,改革有很大的內部衝突好幾年後(去年),紐約時報終於有“彩色”版有關《紐約時報》的改革簡介,可參考“Thinking Quality等書及書中介紹的相關文獻。

風格,有格調,有品質,談何容易。我自己數月前出的兩本書,就捨索引.從事出版業二年,最挫折的就是無法做出理想水平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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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的聰明與信望愛
作者:鍾漢清
前言
下文是我為1998年5月2日戴明研習會所準備的基調演講稿。如今數月過去了,我記得在開場白處加了戴明來台時喜歡講他在50年代在日本講學時,雖然極辛苦但極快樂、自豪的故事。

同時,我也舉了戴明在《轉危為安》中所舉的一首日本古詩,比喻消費者(市場)及生產者(工廠)共鳴(利害相關者)的禪意。

本文有極精簡英文摘要,文中所提的馬諦斯等,網站上也都可參考。

我希望讀者能參考Kerridge教授在DEN討論會上有關「戴明哲學的性質」之文章,即它基本上是科學、理論,要能驗証,不要把它與宗教混為一談。

去年(1997年)8月8日,我們一群朋友在希爾頓的牛排館舉行《轉危為安》出版紀念會。翻譯團隊中的志庚,剛好從新加坡回來出差,永貴也決定去紐西蘭長居,我以為機不可失,就請了天下文化的編輯二人,行銷一人、王晃三博士、陳健邦副總──等聚會。原先想來點戲劇化慶祝(大家一起玩紅珠遊戲及看互動CD ROM)、後來也沒弄成。

志庚等人都是國際級企業高級幹部,所以我把稿費“共產化”了。餐前我寫了這篇文章,現在連阿邦的書評一齊發表,作為歷史文件、友情紀錄。

Note: The following speech draft was prepared for a keynote speech in last conference on May 2, 1998. You can find an English summary in this website. I also quoted Dr. Deming very satisfactor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in Japan in1950. I recited the only poem cited in Out of the Crisis.
It is a good metaphor to talk about interactions in any community or system.
Kane ga naru ka ya Is the bell that ring,
Shumoku ga naru ka Is it the hammer that rings,
Kane to shumoku no ai ga naru Or is it the meaning of the two that ring?
 
今天談點如何傳戴明博士的「道」(Deming’s Way)。
這兒叫「戴明研究中心」,英文叫“Chinese Deming School”,也叫“戴明學校”。“學校”是很好的一名詞,清華大學以前先叫做清華學校,我也曾在步兵學校當過學生及示範排排長。像我這麼心不在焉的人,當兵時一定出過許多狀況,譬如,我在成功嶺(1971)時,有次出操前,不知怎的,背著的槍隻突然鬆下,掉到一樓的水泥操埸,把槍柄摔裂了。這種意外,可以用「變異」解釋,設法交差了事,也可以嚴辦。我從中了解機構待人要看其領導者而定。

從此,我當然要吃苦耐勞,除了要花錢從台中市走私一隻槍柄進去外,免不了受到罰。我很感激那時的連長,他知道、諒解我不是有意的,這不過是意外。幸虧當時是午休時間,樓下的連還沒開始集結出操,否則可能會有安全事故──這是今天的主題之一。

“School”的希臘文叫“Skhole”,意指休閒(今天周六),即今天的討論會要以休閒、休息、輕鬆方式進行,也是戴明博士說的,要有趣(for fun)。我們今年會下功夫整理出一些從互動遊戲中學戴明思想的教學方案,用意就在此。藝術家康丁斯基說得好:「若不能將基礎東西有計畫地傳授給學生的,就稱不上“學校”,更不能稱為學院(因它是高等學府)。」

今天談戴明博士的“聰明”和“信望愛”。我用的都是中文聖經上的用語。它們指的是對戴明哲學的“了解”(understanding,在聖經上常譯作“聰明”)。我要說,他有堅“信”(他的轉化的淵博知成系統;他有“愛”(所以我們今天所談的人才資源,SHE(安全、健康、環保)等,都有他的愛心所在);如果對他的思想能有所融會貫通,那麼,我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藝復興、再生,也是希望工程:希望為世人塑造出一種新的聰明,能“了解”表面上看似分離現象,在整體中是有整體關連的,而“淵博知識系統”又是能了解系統目的小心和互動、學習等深意的學問。

我們老祖宗造字能力高妙。“聰”字要求能“傾聽、開心窗,用心關懷”所以再加上智慧上的“明”,就是第一流的領導。我們這次談Leadership的新本事,聰明是先決條件。
戴明又極重視聰明地成長,而不是只會埋頭苦幹。

我們談戴明的成淵之學或淵博知識系統。先談知識,人類就是知識。其實,戴明的淵博知識,不只是表面的知識,更有智慧及聰明,簡單地說,有了知識,進而了解訣竅,懂得去實踐(know-how),就是智慧,能把知識應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才算聰明,所以說知識中包括實踐的能力,以及願意去改變的志向一本著中庸之道──即合乎情、理、法的轉化之中庸之道,使天地位焉(我認為當今要了解淵博知系統,才能深知老祖宗“位”的深意)、萬物育焉!
以戴明的淵博,「當然」會知道名詩人艾特略(T.S.Eliot)的名句:(參見“Choruses form‘The Rock’
何處是我們在生活中遺失的生命
何處是我們在知識中遺失的智慧
何處是我們在資訊中遺失的知識
(Where is the life we have lost in living;
 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就討論層次,我們不妨先談“資訊vs.知識”。

也許大家都知道,戴明在紐約大學的Stern管理學院任教接近五十年。他對商學教育有許多批評,主要的是當前商學院所教的,都是過時而不與現實及生命相關的“資訊”,而無知識,更談不上他最重視的轉化用「淵博知識系統」,所以他的學生們在Fordham大學成立由「戴明學者」主教的MBA課程。我們希望十年後,有類似的管理學院在說華語的地區開設。戴明的一些理想,可以藉由這種方式來落實。

我在上課時,會請學員們練習做廣告,主題是“資訊vs.知識”。譬如在形象上,“資訊”是靜靜的河流,而“知識”是累積,儲蓄力量的水壩;或“資訊”是夜晚星空,滿天繁星,非常希臘,而從中找出北斗七星,了解其如何“星移”及定位,就是“知識”。你有興趣自己也試一下“應用想像力”或發揮創造力潛力一下嗎?我想這是人類最珍貴的資源。各位大概都知道戴明博士在1950年到日本講學時,即提出他著名的“生產系統圖示”,提醒顧客最重要,同時要與供應商及其它職能的人“協力”及成為一體的團隊。我們可以把當今策略學上最熱門的“價值鍵”或“價值溪流”等摡念,看成是它的變形。

經過約四、五十年,他在該生產系統圖上及著名的PDSA循環都只加上了“開始(第零階段zero stage)──創新(innovation)”。這就是智慧。他在《轉危為安》中一直認為文明大多由一些有極高創造力的人所貢獻,如德國的西門子等等。唯有創新力,人類才能生之不息!這是他最強調的。

在商業上,“創新”也是唯一繁榮的資源。我們要說,在我們能力潛力培育的階段,要講求“淵博”、“知識”、“系統”的整合性修練,而更要進一步落實他。去年美國有一本商業十大暢銷書,即由《戴明的管理方法》等書的作者(女記者Mary Walton)所寫的“Car”,內容在介紹戴明擔任福特汽車公司總顧問時,該公司推出的最叫座汽車“金牛座(Taurus)”案的更新專案,該案原有許多創新,從研發到行銷都有。讀者不妨參考《戴明的新經濟觀》中第151頁到154頁關於開發新汽車引擎的精彩PDSA及論述。

Mary的書我們今年應該研讀一下,她是戴明最刻意栽培的一位女弟子。戴明進了美國汽車業名人殿,不過他不會在意這榮譽的。我在《戴明修練Ⅰ及Ⅱ》的譯序中,就指出他如何要求通用汽車及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到場聆聽他對“轉危為安”的看法,以到場表示他們兩大公司真正有誠心轉型,請他當顧問。他很堅持品質始於董事會,即它要真心要懂得做好,真心想虛心學習、借用外來的智慧。福特的新金牛座車之所以不再像以前那般無往不力,因為大公司各部份自有一套價值觀,所以想整合成世界車的看法,又會忘了原先對品質的焦點。

《戴明修練Ⅰ/Ⅱ》的作者謝爾肯巴赫(WWS)說他與戴明共事多年,在福特汽車中共同參與會議不下面次。每次戴明都會靜靜地在旁聽,會後再建議當事的幹部/主持人,說他們應該如何在那些方面加強培訓,或是提供一些建議。開始時,老美高級幹部不喜歡請戴明,因為他又不懂得汽車業!殊不知道,「系統內的人,無法超脫來解他們自己所創造出的問題」,而必須由外來的智慧加入,發揮“教導當事學習如何學習”能力。
戴明給汽車業的智慧,也是充滿愛心的。諸位也許知道,他認為小學四年程度的人就可以了解品質做好,可觸發一系列的“善的循環”,最後公司也會獲利。他對工人的關心,在《轉危為安》中說工人都知道,品質做好,失敗成本自然會降低,生產力自動提高,這些基層都知道,可是美國的高階主管常不知道。捨本(品質)逐末(各種目標管理,自動化機械……等等)。

戴明從關懷基層中,學習很多智慧。他的愛心,表現在他對人的一生中從小到大所遭受種種無知的“破壞(惡勢)力”的圖最清楚(《新經濟觀》p.140《四日談》p.28)他做福特汽車公司顧問時,常到該集團公司的各廠去指導,某次最讓該廠廠長及高級幹部感到衝擊及震驚的是,他長軀直入工場現場,直接與工人對話,他是現場改善派的。事後,該廠長認為那次直接與工人面對面溝通,聽到了基層的心聲,是他一輩最難忘的學習經驗。
載明用心良苦,他的書所舉的每一事例,每章編排,都極用心。譬如說,在《轉危為安》裡最後一章是日常生活的應用,引言是:「我說的不會比別人知道的多。」最後一則故事是對醫療失敗的研究,指出醫療上的失敗率即使每年一千人致死仍嫌太多,不過這些多是系統所造成的。他的書有許多弦外之音……他說:「生活就是變異。」

再舉個例子,他認為系統和流程思考很重要,所以流程圖就是──知識的理論(假設),而他在《新經濟學》中所舉的流程圖是「聖心聯盟募款的作業流程圖」。大家從他在該書每章首所引的相關聖經及基督教作品的事例,就應該了解他的一些微大義,可惜,這兒有些文化障礙,我們有人應把它們解釋得更清楚,如此,自成一篇《箋註《新經濟學》》。幸虧載明的朋友們向他說,聖保羅以身體來比喻“團隊一體之系統”,就是最佳的文獻,很有力量,又容易懂。

我不是基督徒,不過我對載明的東西,有感應──你們當中有人去年12月20日紀念研習會的人,或許聽過我把晚年載明與馬諦斯(H.Matisse,1869-1954)再創傑作,不斷學習,返撲歸真一塊兒說的故事。我想再以他們以作比喻,在藝術界,有人認為只有教徒才能設計教堂、聖殿的,否則一定隔一層,甚至是褻瀆。可是我很欣賞三、四十年代法國對宗教藝術的廣泛解釋,請了可布(Le Corbusier 1876-1965)設計充滿光影的廊香教堂……馬諦斯即設計“裝飾”了所有Vence小聖母教堂的一切,他認為這是他畢生最大的成就(當然,他好友畢卡索極不以為然!)馬諦斯有次被問到他的宗教信仰時,他覺得他更像佛教徒(當然,這是襌語)。我想載明的新經濟學,不是不可以和舒馬琦的《佛教經濟學》相對應的。載明與Mary Walton女士的關係,何嘗不是馬諦斯與他大病時照顧他的修女關係(他們每次眼神交會,就像是互拋花……這是馬諦斯的話)。

我說了許多軼事,只是說,我們可以本著宗教感或情操,可以來談點載明的信望愛。我想,載明如此努力地鼓舞他的學生作專題研究,出書,最後他們紛紛成為導師,這種過程就是極高明的領導。教育對於他,一定充滿對未來,對人類美好生活、文明、文化、生命之渴望。如果你讀過他的導師W.A.Shewhart的作品,你也許會同我及載明一樣,讚嘆他的偉大。難怪載明晚年都是在發揚Shewhart的學說的,他在《新經濟學》中多麼充滿感生地懷念他許多夜晚到Shewhart家中聊天的美好回憶。生命就是知己的相互激勵,合作成就一番事業。這中間,充滿了解(聰明),充滿了信仰希望與愛心。
我這十幾年來(從八○年代初入品管這行),歷經許多職務工作,終於又回來了,讓我驚訝的是,戴明的淵博知識系統及全世界的戴明智友網絡,竟然也是如此深入。我的這本《發揚戴明管理革命》,只不過是這二、三年來不成熟的一些思想的紀錄罷了。不過,我希望你在開完這次會,看完這本書後,同意「人才-SHE-持續改善」是戴明思想的主軸。其實,遠不止於此,本年度戴明的學生出了一本好書The Leaders Handbook作者Peter R. Scholtes 在其前言中有一段最後的反思,我將它譯出來給各位參考:

也許,上述這種看法太玄妙了,我們不妨回來聖經中的箴言(Proverbs)去尋找點啟發。我相信戴明對這些都很熟,因為據他的長年秘書說,他晚年極忙,馬不停四蹄地在各城市飛來飛去(講學或顧問),不過,每到一城市,首要之事是找教堂,熱切地禱告。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19.1)
「聰明的人,心得知識;智慧的人,耳求知識。」(18.15)
「心無智謀,人就敗落;謀士多,人便安居。」(11.14,安居就是 safety,這次的主題之一)
「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2.11)

聖經箴言上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6.6)我們說了許多戴明及其智友網絡的故事,當然更可以變聰明,得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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