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危為安》《新經濟學》修正版2015年將問市 (部分譯後記)

 《轉危為安》《新經濟學》修正版2015年將問市 (部分譯後記)

跟台北和北京的出版單位交出譯稿，鬆了口氣。有些微憂傷，二本書之一，我們幾個人，從1986-87年就開始弄了。1995年年底，我在品質學會辦一天的紀念戴明的研討會，天下文化的鄧編輯等2人參加，告訴我他們預備出版戴明博士的書。1997年出書時，我自己出版J. M. Juran的大作Managerial Breakthrough (管理三部曲)。換句話說，十來年了。......去年北京的出版社email說希望再出版，我答應，因為必須趁機整理更正確的版本。當時，太陽花革命正高潮，我幾乎無法弄完數萬字之多的"服務業"一章......弄完Introduction to OUT OF THE CRISIS and THE NEW ECONOMICS，希望寫篇譯後記，不料也很長：

這兩本譯作，可說是我們團隊的成績。文豪歌德曾說：「人的靈魂，就像被耕耘的田地。從異國取來種子，花時間來選擇、播種的園藝家，豈是容易的？」主譯者鍾漢清先生在此我謝謝諸位合譯的團隊隊友：

《轉危為安》的貢獻者：劉振老師、林有望、鄭志庚、蔡士魁、張華、甘永貴、鄧嘉玲、施純菁。徐歷昌，潘震澤老師指出原作的某段引文有錯。

《新經濟學》的貢獻者：戴久永(初版的譯者)、張華、李明、鄧嘉玲、吳程遠。


修正版特別在多處地方請教兩位戴明學者：威廉‧謝爾肯巴赫(William W. Scherkenbach)先生 (著作《戴明修練I》（The Deming Route to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Road Maps and Roadlocks）和著作《戴明修練II》（The Deming’s Road to Continual Improvement）；2008年當「東海大學戴明學者講座」教授，幫我們辦3場演講----所有相關教材，請參考我社2008年的書：《台灣戴明圈》。總體而言，先生惠我良多…..），和邁克爾‧特威特(Michael Tveite) 博士。他倆的貢獻，在書中相關的地方都會有附注。趙民德博士姐解釋抽樣的專門術語”frame”的意義 (我們以前在此兩書的翻譯是錯誤的)；80年代中，趙博士在中研院的統計所，與我們討論《轉危為安》的一篇論文：(Francis J. Anscombe) 的逐次計畫，它在任何情況下幾乎都可達到最低平均總成本。在80年代，工研院電子所的圖書館徐文杰先生幫助購買《品質、生產力與競爭地位》（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和相關的論文，讓我們的資訊與美國同步。

最後我要簡單談一下戴明博士與我們的關係。在美國戴明學院 (WEDI) 記載他在1970-1971年受聘台灣的「中國生產力中心」當顧問(1970-1971  Consultant to the China Productivity Center, Taiwan. https://www.deming.org/theman/timeline)。

    他訪台數次，在台北和高雄都辦過盛大的研討會，師生都盛裝出席。劉振老師翻譯他授前權的《品管九講》。他對於到工廠現場指導，深感興趣，勤作筆記。所以《轉危為安》中有他到高雄某自行車工廠的指導紀錄。1980年，他接受美國《品質》(Quality)月刊訪問時，談及台灣，對台灣的工業生產能力評價不錯。不過，他認為美中不足的是，台灣的勞資雙方的共識，遠低於日本，所以合作發展會有瓶頸。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兩本書中談到各式各樣的「衝突」、「矛盾對立」、「壓力」（如「恐懼」）等人生大破壞力，但都本著創造性整合的方式看待。希望讀者了解這些弦外之音。系統要有宗旨，成員彼此成為一體，才能最佳化。

   可惜他晚年業務和教學繁忙，未能造訪中國大陸。不過，眾所周知，中國已是世界工廠，對於戴明學說的翻譯和出版，領先日本等先進國家。我希望中華兒女都有機會學習、應用戴明學說，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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