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再見,戴明(1999/07)/ 簡談司馬賀、司馬遼太郎和史景遷


再見,戴明(1999/07)

眾生在破與壞的力量下,
成成敗敗,
賞賞罰罰;
斯人在這地下書房,
遙想《轉危為安》《新經濟學》之道。
足跡遍四海之內,
朋友滿天下,
合作學習,文明不朽,
助人最樂,求知最樂。
了解系統,
了解控制,才能論
能力,自由,才能是
眾人,也是無人。
紅珠子最相思,
漏斗最無常。
領班工作最認真,
工人士氣高,竭盡己能。
作業中,
多少亂數表,
轉眼成空。
預測、分析、PDSA……

 
全檢或完檢,
一切經濟,
Everything and Nothing,
盡在持續改善中。
人人的管理,
經營責任,
盡在不語的,
十四要點中。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我們不要忘了:
說聲我愛你。
他在醫院說,不必來探我
只懇請:

你捐血助人。

---1999年6月23日---




司馬遷千古知音:簡談司馬賀、司馬遼太郎和史景遷

細心看本網站的人,或許注意到我將出版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獎作品《管理行為》( Administrative Behavior)(第四版)。作者Herbert A. Simon(西蒙),他有個道地的中文名字「司馬賀」-簡直可算「妙譯」。

在「社會科學」,不管是經濟學、行政、政治學、心理學、人工智慧、管理科學、決策科學、組織科學,司馬賀先生在上述領域都有其不可忽視,甚至是開山祖師地位。他是位通人。西方學術圈稱其為「亞理斯多德」式人物(要了解一下亞氏,起碼該看看大陸編譯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或世俗稱之為文藝復興時代人。

把“Administrative Behavior”譯成《管理行為》是該書第三版(原書1975,中譯1989)的譯者取得作者首肯的。因為該書初版主要是以政府團體/機構各種組織問題為著眼點:從學術的角度看,政府組織遠比私人企業複雜得太多,後者目的/目標很明確,前者則有許多議題「公私」都適用,這在新四版(1996)尤然,本書為作者一輩子思想精萃──更可適用於私營企業。

其實把“Administrative”譯成“管理”要加以解釋是有點多的。我們看義人馬西尼(F. Masini)著的《現代漢語詞源的形成》p. 212“管理”一條,就知道: “管理是清朝用來表示某官職”,負責監督和管理某些特殊的事物,在1838年,Bridgeman 已將此詞當作“to administer”來使用---一百多年過去了,讓“管理”歸位未嘗不是緣份。

關於《管理行為》這部被舉為“畫時代作品”,我們以後再專題談它。作者晚年學中文(作者早年為讀某本Game Theory)方面的荷文著作,也自學荷文。他喜歡法詩…他學中文,馬上給司馬遷震懾住,所以巧妙地把Simon取為“司馬”。我去年給他信,用《史記》一段話喻司馬賀先生,他回信說感謝。

本文其實主要是談司馬遼太郎(Ryotaroshba -1996)給台灣的“品質諍言”。由於過去十餘年,對日本文化稍有了解,接觸,司馬遼太郎或可不負他所景仰的“司馬遷”。台灣熟悉的《台灣紀行》其實是他數十冊「全世界行(含多冊大陸)」的一冊。不過,我認為在《台灣紀行》司馬遼太郎或許最“用情”。筆中帶真摯情感,絕非“統派”人所能抹煞的。他的中譯本不到全集的百分之五吧。比較有名的當然是《項羽與劉邦》、《豐臣秀吉》、《宛如飛翔》《花神》等。先生的「史識」也許書在三套書中,讀者或應取來讀讀,我以為值得(他作品尚有一些較小號的有中譯,暫不談。)

我讀《台灣紀行》至少有二軼事不能忘懷。一是他喜歡台式建築的騎樓。這是特色,可惜各屋主自行其是地加高自己房子的地基,所以常常“行不得也”,尤其是其夫人視力不好,更要一路提醒、注意。台灣人的社區或共同體觀念薄弱,可見一班。這也是沒有“系統思考”的一明証。



另一件難忘的事是他在知本溫泉旅社試圖“教”、“說服”主人,不要用塑膠花,該用真花……屋主不以為然,因為塑膠花不只幾可亂真,而且“俗又大碗”。不知什麼時候,台灣人才會了解司馬遼太郎的真意。不知什麼時候,台灣人才會知道不要用PVC塑膠來取代紙作各種“包裝”。五十年以後吧!屆時我希望我們的後代可以代我祭一下司馬遼太郎!
《台灣紀行》中尚有許多感人的事,但不是本文的主旨。我希望《管理行為》的出版,提升我們社會科學品質(台灣落後至少五十年),也希望司馬遼太郎給的忠告,台灣聽得進去。

這些也許太沉重了,讀者不忘讀讀另一位景仰司馬遷的美國教授史景遷(Spencer)的小說《利馬竇的記憶之宮》(輔仁大學)、《胡若望的疑問》(唐山)。史景遷談中國革命與知識份子的書也有中譯,可據說翻譯品質不良。

Hanching 所介紹的書,一定值得找來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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