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have not yet learned how to live: 發達、繁榮、和平/生活品質

生活品質(1998/12) We have not yet learned how to live. (我們還沒學會好好生活)─戴明博士 生活品質的改善 要談全面品質而不談生活品質，絕對是無法落實的。社會系統（包含公司、學校、政府）有責任提昇與它有直接影響者的生活品質。不過，我們會碰到如何「衡量」的問題。而因為不能或難以衡量，使得大家容易用些現成的社會指標，例如犯罪率，每戶人數，疾病率等。可是，這些代用的生活品質特性，是有些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代用」與「真實」之間的對應是否有效，還是有問題的呢！何況代用者在實務上的評價，問題很大。所以說，我們無法判斷代用特性的有效性，只好隨主觀作些對當事人的定性陳述，而這又會產生新問題，即依誰在何時、何處所做的判定呢？更何況，與其這樣，乾脆就用個人主觀判定，何必用代用特性／指標呢？ Ackoff認為這問題是可以繞過、克服的，因為「當事者」如果有機會及能力自己改善，就可避開「他人」衡量上的困境。換句話說，個人要是能自行衡量自己有機會改善的、被鼓舞、協助玉成的。也就是說，真正的規畫性問題，不是如何來改善別人的生活品質，而是使大家能自己做改善，而且能持續地、有效地自我提昇。這是創造性的「重整、重塑的轉型問題」。 「進步（或成長）」的概念已漸為西洋人所揚棄，不再成為基本的價值觀，因為進步的社會代價昂貴，所以原生活標準（水平）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品質，也就是說，「發展」觀取代「進步（成長）」觀。簡而言之，發展是質變，猶如人從一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常常有革命性的不同，而不是只長大而已。 「發展」的意思是既能增加自己的「想望」（desire），而又能滿足自己及他人的「想望」。所以說，公司最一般而適當的目標該是發展它的想望，並鼓舞、協助其所屬員工及各社團（社會）之想望。因為公司是有目的之組織，是總社會的成員。 因此發展不是追求比較有多少（having），而是如何來善用既有。【就是管理大師Charles Handy（韓弟）所謂的「夠」的哲學－他說現在的大公司上班族太rich得令人無福消受，即公司的結構及運作龐大而無太多人性，不過會給員工尚稱滿意的待遇。其實，這猶是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 生活的品質是攸關美感（aesthetics），是對自己所作所為得到種種滿足，它不見得在乎成敗及成果，而是從作為中感到有所「進步」。這就是戴明強調的以工作為樂，以工藝為榮來實現自我。 Ackoff提出古希臘哲學家認為個人的發展四大要求：真(truth)、善(good)、美(beauty)、多(豐足，plenty)。「真」是社會的科學、技術機能－對情報、知識、了解的生產及促成；「善」是社會的倫理－道德機能－能化解個人內心衝突（內心平和）及彼此之間衝突（地球和平）；「豐足」是社會的經濟機能－協助個人達成正果的物質及精神資源；「美」是社會的美感機能－Ackoff認為這是當今最重要的。可是，這在哲學史上卻是一個待補的空白，因為他認為，現在處於「系統時代」，不過，自古以來此方面的系統哲學家中，很少有以「美學」為學說主導，另一方面，以美學揚名的哲學家，卻很少對其它美德論述有所貢獻。 所以，一般經營管理者多少了解管理的真、善、豐足，然而卻很少了解管理與美學的關連。譬如大家了解現在豐衣足食、科技發達，一般而言，大家道德水平也提昇很多，但是，我們這一代的藝術不見得比前人好，對自然及人造物之美的欣賞，也不見得勝過古人。所以，生活缺乏美感也就造成當代生活品質低落。 因此，要談生活品質，必須先從美學著手，他從哲學及心理的兩角度來透視美學。 人對理想（想望之狀態）的塑造及追求，是獨一無二的，而又是恆久的努力、無止境的追求。所以人要求能夠一直有能力找出新的進步之可能性及滿足感來源。換句話說，我們要有理想景象（vision），並能不懈地持續追求之。他引他老師Singer的話說，美學之功用，是來感召、激勵、啟示（inspire），而這又與「熱望（aspiration）」是不可分的。換句話說，美（藝術）能激發人們新熱望，並能感召（自勵）對其追求的決心、獻身。就是因為「美」有這種功能，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認為「美」是危險的事，因為它會使人不滿於現狀。不過當今人類的價值觀多偏向追求。 追求理想、試圖解決難題的過程本身，即有理想可追求，才是當今多數人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對藝術「創作觀」（creative）則與上述不同，他是講藝術為再創造，休息（recreative），即藝術是不滿的淨練，緩和後會產生穩定及自足。 其實，上述是藝術的兩重要性，相輔相成。亞氏的recreation是從「當下此地」中求快樂幸福，是「歇」，使創作者能從新出發來再創造。 我們也可從心理的角度來看美感，因為人起碼是「情、意、智」的。人的理性偏好、選擇決策中的手段，都是帶有價值觀的作用。一般的目的－手段區分法，是相對的（依所考慮之行為所含蓋的區隔而定）。譬如，買書是為了讀書，讀書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又為了賺錢---。所以說，手段有兩種價值：(1)工具性的或外在性的價值，即它可能達成的目的；及(2)內在的，做了（手段）會有與結果獨立的滿足感。換句話說，即手段本身就是目的（例如上班本身就是目的），更廣義而言，這就是「為做什麼而做什麼」，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就是藝術上所謂的「風格（style）」。這對組織而言，也適用。這是我們個別性的主要構成（其它如追求所用的手段及其效率等）。 譬如學習或做事為了好玩（fun），它本身就是風格，無關科學、經濟、倫理、道德，而是美感與再創造。不過，戴明著名四天講習會的主旨為求有趣、樂趣，也許是很嚴肅的，是學習之架、智慧推演之架。 東西或事情做不好或產品品質差，就表示不合乎美學的、無品味、無個性。 目的也是手段的一部分，所以可達成之目的，也有其外在價值，即對理想狀態進程的效率。如科學上錯誤率的減少，公司上逐漸趨近零成本生產系統。生產成本抑減之工作，既可產生有改善的滿足感，也可達成其外在價值。 生活的品質（包括工作品質），乃是從對生活內在價值的滿足感而來；以及從對邁向理想、遠景的進程感（外在價值）而來。有了此種認識，對於當今大家普遍感到生活品質日益低落，會有新了解。 愈來愈多的人對於日常事（散步啦、上學啦、逛街啦------），每每覺得樂趣愈來愈少，原因是環境品質日益劣化，從而生活其中的樂趣就會日減。何況，大家覺得文化及技術的快速變遷，最後結果竟然也不過如此而已。例如我們歷經80年代初充滿政經可能性、希望的時代，到了90年代末，發現城市車滿為患，政治理想主義盡失，老師們大多覺得待遇不錯，又可對學生來個「暫時性疼痛」修理！真是夫復何言！ 換句話說，我們喪失邁進理想狀態的充實感，例如心中不平靜，戰爭的威脅（大陸）、機會的平等或均富的憧憬。因為有了邁進理想的進步感，會賦予我們生活的意義。使「生存」躍升為人生，因為我們能作有意義的抉擇。如果大家多認為對未來不能掌控，抉擇也就沒意義（本文作於李登輝大選勝後數周，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台灣人民初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己有當家感，此乃因為台灣局勢的兩難本性）宿命（無力感）、對工作、環境的異化感是生活品質淪喪的一些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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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繁榮、和平(1998/12)

由於台灣在進行政治、社會的大轉型運動，難免有些認同上的分歧、利益或權力分配上的矛盾，以致有人憂心群族意識對立可能昇高。其實，我們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紀律、心態，都已漸立，民主的遊戲規則已成為人民的修養，所以可以評論此種憂心為「異哉所謂群族對立！」本文的目的，不在爭論社會上的表面矛盾，而是希望能透過論述，使大家了解，族群的共和與融合，其實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過程，必須自覺地學習、創造及領導。我們身為命運共同體系下的成員，人人有責促成之。
我認為大家要先認同我們的核心價值：產業、文化發達、社會繁榮、民生樂利、和平。我們希望這個社會體系的各部份及組織，能和諧發展，發揮其最大的潛力，追求系統的最佳化，這目的包括：就業、各種成長、教育、社會化，以及提昇個人尊嚴、學習樂趣及工作樂趣。換句話說，我認為由群族或個人組成的社會系統，必須有清楚的目的來導引大家的努力。成員能了解、欣賞、認同我們所努力以赴的，是「長治久安」的大事業。
我們人人生而有各自的際遇、天賦，因此人人不同。但是，我們不該忘記，追求總體系統的最大利益，才是我們的目的。大家不要有「局部最佳化、見樹不見林，或獵人常忘森林之美」的遺憾。然而，我們也不可諱言，我們所「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語言、文字、價值體系等），也是有其混沌、複雜、衝突、易變的特性，所以為了各族群的關係、網絡能和諧，彼此能互信，共同合作創造出「不斷改善」的創造性「皆贏」，我們就必須了解族群關係的變化動力，對其有所洞識、體驗、欣賞，從而可以掌握全局，並能深入探討各種「溝通」、「對話」上的學識、方法、技能及智慧。
我認為上述的群族融合動力學，必須融會我們對於核心價值的體會及欣賞；對於系統最佳化、團隊合作的共識；了解「和而不同」、相互激盪、相輔相成的自然變異；自我克制、激勵、學習等。這套修養與智慧，是我們每人終生要學習的主題與課題。
我們因此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群族和諧」的學習者及行動者。我們努力實踐先賢的「仁際關係」、西方的「對話交流理論」。更具體地說，「群族共和的創造性轉化」的學習，要先學習社會及共同體的目的、使命、遠景、需求，了解人群「仁際關係」的創造性張力，認同台灣的現實空間及限制，勇敢而謙虛地嘗試各種合作方式。我簡單地把邁向理想「群族融合」的成長及學習，個人及組織所不可或缺的修養功夫談一下。
我們在心態上，要了解大家的「不同」或變異，本身就是文化生命的表現，它是多元化、多樣化的本源，值得珍惜、同情。因此，我們要承認，各族群的每個人，都有其文化認同的權利。而個人要能與別人「共樂樂」，同別人對話、溝通，彼此交流其基本價值及意義。所以說，我們要不斷地共同來追問、討論社會之目的：工商文化之發達、繁榮、和平。大家不斷地思、辯，從過程中產生共識。
就文化理論而言，上述的追求共識過程，儘管會有族群間之「眾聲喧嘩」或「複音交流」，它反而是健全的「皆贏」的必要過程。換句話說，有「同理心」的容忍精神，各人、各族群能相互尊重、彼此平等、彼此理解，從而可以和諧地合作。我們說過，系統的最佳化，使大家要節制各特殊團體、族群的私利，以全大局。
再談組織上的「族群融合動力」學習。組織的宗旨，就是確保我們社會、文化的目的得以完成。因此要有制度保護大家「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使人人對制度、別人覺得可靠、有信任感，免除各種「恐懼心」及創造力成長之障礙。我們要有各種起碼的、合乎程序正義的做法、規定，使大家能坦誠合作、互信、創新、改善。組織的領導者，是為成員服務的，是引領大家走上和諧、成長的轉化大師。組織追求實踐其長期的成效，以民主、選舉、法治、社會公義為本。

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套「群族對話」的淵博、深邃知識體系。它實踐之後，人人都受益。每個人都是贏家，都蒙利。我知道在族群的衝突上，是沒有萬靈丹的，所以除了西洋人認可的「協商衝突」、「保障權利平等」、「權力分享」，多增加互動、交流、接觸等策略之外，我也提出系統最佳化的整體性思維，強調共同目標、互信、容忍、中立等原則，可以協助我們創造性地轉化群族關係的結構及過程。我也提出，這種和諧的共識和體會，是我們個人及組織的終生自覺地學習的主題。我相信在這種轉化下，我們會對個人的生命、各種事件、人際互動，都感受到新意義，對於所屬組織、族群的轉化，也有了新的判斷基礎。這種學習、修養是講究力行的，善與「他人」合作，樂意助人，彼此學習以促進整體的「發達、繁榮、和平」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