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Walt A. Shewhart, 從SPC新命名談算盤人生, Robert Owen, Peter Drucker論科學管理, 尹仲容與《呂氏春秋》

人物:蕭華德(Walt A. Shewhart)(2000/01)
戴明博士的導師(mentor),「生平風義兼師友」。
在《新經濟觀》中,仍然如此深情的回憶近七十年前(1927)的相識及相處。「我也曾在他位於青山湖的家中度過許多夜晚。」
戴明晚年,或可以說是在發揚「蕭華德」偉大革命─廣義的統計品管,他1980年為重印(原書1939年)蕭華德偉大著作《製品的經濟管制》寫文情並茂的推薦序。
他為蕭華德在農業部的演講編成《統計品管觀點下統計方法》。日本人譯此書時,他直呼原書文章較簡單點較好。
他慨歎蕭是為求意義精確,反而使人使人不懂其文。
他推薦蕭氏文章《品質管制的各種標準及其淵源》為每位大學生都應該讀的。
他把PDSA說是蕭氏作品。
他在蕭去世時寫論文紀念他,發表《品管進步》。
蕭每日讀統計,日日精進。
蕭引他入「科學哲學」,介紹他看《世界心靈》。



從SPC新命名談算盤人生(1998/11)
戴明博士強調如果某家銀行未善用數據做管制圖、來管理,他就拒絕與之往來。其弟子W. J. Latzko(《戴明博士四日談》的共同作者)就曾任歐文銀行副總裁,並把品管引入財務和銀行業。不過,我以戴明的思想,可以在較高層次上給財務、會計、銀行更深入的啟示,詳本網站《品管專業與財務專業會通》。

從近日戴明網際討論會,才知道有不少人建議「統計製程管制(SPC)」改名,原因是SPC這三字母,每一字都不容易讓一般歐美人士親近:「統計」很多人學過,而恐懼對之如數學般,避之猶恐不及;「製程」也者,是否只是工廠的事與一般生活有何相關而已?,「控制(管制)」也者,更是令人有有負面想法,一般人誤認「控制」或「管制」,總是想到“掌控”等等,與W. A. Shewhart所作的「作業定義」相去甚遠。所以SPC(美國有家SPC Press(出版社),老板Don Wheeler博士是名符其實的“SPC”專家,戴明學派的中堅)最好能改名為諸如“系統行為圖”,或“系統績效圖”(System Performance Charting)──此為蘇格蘭地區近年來的用法。

現在,已有人洋洋灑灑玩文字遊戲,提出近十道“字母湯”備選。我對這些重新命名的遊戲感到很無奈。固然「名不正,言不順」,然而,「名」「實」一向有落差,這是人類語言的限制(語言是靜態的,即使比喻的能力也是開放的,所以錢鍾書先生提出「比喻為兩柄多角」(見《管錐篇(一)》pp. 37-8)學說。例如「管理」已成為通用詞,可是台灣有的企業如奇美絕口不談它,因擔心它曾有的負作用…)

戴明曾慨嘆,Shewhart的管制思想精髓,半世紀後才稍為人所了解,而要廣為人所了解──包括戴明所談SQC(最好的教科書也計是戴明的《品管九講》、《轉危為安》或《第四代管理》或Don Wheeler的作品)。他又認為它的最重要應用,乃在「人的管理」下──而這方面大概還要半世紀的推廣。

我們不妨看美國的SQC史(《管理三部曲》有簡述):第一波是1920年代的Western電氣公司的霍桑廠等引用Shewhart管制圖,統計抽樣表及電話出貨品質扣分法等工具。然而,它的影響力極有限;第二波是二次大戰時,軍事單位用它,後來又成立ASQC來推廣,但成效仍有限;第三波是八O年代,由於日本品管革命的刺激,使得美國痛下決心重拾起他們前賢發現之寶物。幾乎每家大公司都發展出自己的一套SPC教程,並落實到現場。我們台灣是還在第三波的影響力中。

其實SPC道理很簡單,但「天下莫不知,卻不能行」。連日本發表的案例中,「管制圖」技法可能是「七大手法」中敬陪末座的(詳本網站拙作有關Pareto分布的「知識諸世界」討論)。如果系統不穩定,所做的工都是白做的,所以不管是用了多花俏的Cpx或6-Sigma等等名詞或圖表,都是騙人的。以上是數據和統計技術的層次,公司不容易做好它(誠如戴明所言,合適的教師很缺人,台灣也是如此),所以有此行能手去評「國家品質獎」,發現多半仍是「誤用」管制圖,鳴乎!戴明又指出更嚴重的問題,即,即使做了SPC,也不足恃也,因為它只是方法、技法而已,是管理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原因。重要的是轉型(深遠)知識系統的建立。

過去二十年,看過摩托羅拉公司各廠一板一眼(甚至極僵硬地)地全員作SPC教育,落實,很感動。不過,成功地善用SPC(即能兼顧正確的統計知識及固的有工程技術的)的公司,仍很少見。現在科技進步,十年前的射出成形機內已可以自動內建各種SPC圖能力,舉凡各段射出時間、射出重量等,都可以用統計技術制控制之,可是,整體說來,人們在這方面仍是「過(過多不正確的統計理論)猶不及」。


Shewhart管制圖的貢獻,可以說是系統穩定度最重要的思想和貢獻。他又用它來貫穿SPC及實驗計畫。我以為,James G. March在談廣義的組織學習中的突破/改善(他稱之為exploration)和控制(他稱之為exploitation)時的重要決策或推論,應是“管制圖”及“損失函數”的應用才對。(詳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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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研究人事管理之父歐文
歐文著《社會新論》周憲文譯,臺灣銀行
歐文著《歐文選集》共三卷,柯象峰等譯,商務印書館
James O'Tools , Leading Change , Jossey-Bass
杜拉克在《管理學-使命、責任、實務》的「管理學的勃興及其教訓一節」,稱歐文(Robert Owen, 1777-1858)為實際第一位"管理人"-真正的人,而非空想家(可惜大陸仍以「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稱他)。歐文為十九世紀出的蓋茲(Bill Gates,微軟公司老闆),他除了經營紡織廠有道而發財外,似乎比蓋茲多一分社會及人性關懷,所以在十九世紀廿年代,首先研究諸如「生產力與動機」、「工人與工作關係」、「工人與企業關係」、「工人的管理及福利」等等。杜拉克說,這些到今天還是管理上的重要問題。

有關歐的簡述極其歷史脈絡,可參考G. S. George《管理學思想史》(pp. 97-8 幼獅出版)及《管理備要》(pp. 12-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年來,美國對他的研究漸深入,研究學理學的人可從James O'Toole的書第十、十一章著手(標題為「歐文受重視」、「歐文被拒」),最重要的,是該書中有許多最新的書目。


我以為歐文的這些資料,足可以讓人整理出一篇碩士論文,希望有人來作,我們可以給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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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論科學管理──小注(1999/12)
最近,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1954)重現江湖(以前有協志等譯本)。不知道為什麼杜拉克的原序不見了?這本書也沒引得。
杜拉克在書中有段對 「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中肯批評:

「Inde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all but a systematic philosophy of worker and work. Altogether it may well be the most powerful as well as the most leating contribution that America has made to Western thought since the Federalist Papers.」

經過五十餘年,這段話仍很有意義。一來是工作(work)一直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項目”;而倡導科學管理者如泰勒氏等,對工作是有些真知與灼見的,這點在數十年前,全球(尤其是日本)想砭泰勒的氣勢中,杜拉克一本本段引言之初衷,為泰勒氏辯護。(參考他的文章《科學管理法的時代意義》 1986,收入《邁向經濟的新紀元》,志文出版社)。

這段文章中,更用一本政治經典作:Federalist Papers(※)來比擬科學管理,內行的人都知道,《聯邦論(或譯聯邦黨人文集)》是美國政治理論與實務的經典。杜拉克近年來仍一直認為,經營事業要有這方面的負責及精神制度上的修養,並哀嘆美國”斯文”喪失。

《聯邦論》不僅數年前由Charles Handy發揚為「企業組織聯邦論」一文,而得Harvard Businsee Review的年度首獎,其實也是中華民族要談統一所必須深思熟慮的作品。我以為像大同工學院的林挺生院長,除了講授亞當史密斯的作品及之外,可考慮也用它當教本,而如果有「讀名著學企管」這樣的課,更應該讀它。

※繁體字有今日世界版;簡體字有商務印書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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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與呂氏春秋(1999/12)
尹仲容《呂氏春秋校釋》國立編譯館(1958,1979再版)。
沈雲龍編著《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傳記文學社(1988年再版)。
尹仲如先生(1903-1963)是近代管理人(administrative man),很有貢獻,很有中國讀書人。《呂氏春秋校釋》是他讀書數十年,花了十來年功夫做出的,其中的<呂不韋與呂氏春秋>是篇很好的導讀。
我們〝讀人〞,可以從〝他〞最用心的歷史人物(這常是夫子自道,對尹先生而言,郭嵩燾先生是也)及書籍著手。《尹氏春秋》在年譜乎?

對於「管理人珠戲」的讀者而言,《呂氏春秋》有另一千里因緣,赫塞在《玻璃珠遊戲》中引了大段的<大樂>章,是尹氏知音。

《呂氏春秋》是本很有「因時因地制宜」的系統政治學作品,尹先生的佳作是以《序言》做結論的(『古人著書,其自序必列於篇末』)︰

 「……這篇序意所說的『法天地』;所說的『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所說的順天以生,固地以寧,信人以聽;所說的『無為而行』;所說的『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都是呂氏春秋內的基本思想。」(《呂氏春秋校譯》,第29頁。)
尹先生交大第二名畢業後到北洋政府上班(1925年),第一天發現官員們下午三時以後才有人施施從外來他每日仍在上午九時前往以後無論為首長,為部屬,總是先到後退。(《年譜》,第12頁)

他的嘉言妙行,真是一言難盡,《年譜初稿》是寶藏。舉個小例子,台灣剛開始生產電燈泡是〝搖頭〞的,壽命(可靠性,耐久性都差),是如何改善的呢?他到日本去,特別注意大阪的陶瓷場千來人員工中,有數百名是檢驗員(嚴格品管,注意這是六0年代,此行業很特殊。)
他是懂得中國官場「大官做小事,小官做大事」陋習的,他如何從科技官僚中學成財經的,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中很有意思的一項課題,也就是說,這些人不用上EMBA,決策、做事仍是一流的。以美國國家品質獎而言,台灣應以「尹仲容(或李國鼎)品質獎」為名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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